日期：2024-03-14 13:18:30 标签：
在中国古代上千年的历史之中，留下了无数的帝王、名人墓葬，这就使得无数的吃瓜群众一边看着电视上工地发现陵墓的新闻，一边心中都有这两个疑问：“中国这么多墓葬遗迹，为什么总是要等施工才能发现，为什么不主动发掘呢？历史上都说各大帝王陵墓有多好，怎么就不发掘一下让老百姓们开开眼界呢？”
吴晗
事实上，这些问题早就有人想过，著名明史研究学者吴晗便是其中一位。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明朝万历皇帝的定陵终于被打开，同时也给中国考古学家带来了一场灾难，而他自身也未能幸免，并且日后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在著名纪实文学《风雪定陵》之中，发掘明代皇陵的起因正是由一封名为《关于发掘明长陵请示报告》的信引起的，这封信便是1955年10月由著名学者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等人联名上书给国务院的，原文部分摘录如下：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我们请求对明十三陵之中的明成祖朱棣的长陵进行发掘工作。封建阶级的统治帝王，死后墓穴之中都有着大量的殉葬品，通过对明长陵的发掘，我们可以进一步对明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展开研究，更好的服务社会主义建设。”
对于这封信的真实情况，笔者进行了相关考证，发现这封信并非是吴晗等人转呈国务院的，而是直接交到了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林枫同志手里，具体时间是10月15日，并且信件内容也有一些出入：
吴晗纪念像
“林枫同志并报总理：
明十三陵的长陵、景陵和永陵建筑已经修复完毕了。长陵规模最大，地面建筑也最为完整”，埋藏在地下的宫殿，如果能够重见天日，安装电灯供人参观的话，不但可以丰富历史文化知识，也能够将这个古代帝王陵墓修建成为具有世界一样的名胜古迹；从历史文物的角度上来考虑，如果明成祖的遗物能够全部被发掘出来，对明初历史研究将有着极大的历史贡献……因此，我们建议发掘长陵地下宫殿，由科学院和文化部的同志们组织人类进行考古工作。”
从此后的情况来看，周恩来总理“原则上”批准了发掘，但在明代皇陵发掘的背后，却有着一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竞争，那么吴晗何许人也，为什么对发掘明代皇陵如此上心呢？
1948年，民盟负责人吴晗和夫人由北平到达李家庄
简单来说，吴晗1931年考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当时他数学考了0分，北京大学将他拒之门外，还是胡适开的介绍信才让他重新进入了清华大学，那么他在清华大学主要研究什么呢？答案很简单，自然是明代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后，吴晗由于在统战工作上的亮眼表现，一度成为政协委员、北京市副市长，名望很高，并且担任了北京市的副市长。
虽然当时的吴副市长名义上是说“发掘有利于学术研究、增加历史文化内容”等等虚词，但事实上，作为一个明史研究专家，他依然有着一窥长陵的那份私心。这种极其微妙的感情，不能用简单的“贪欲”来形容，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从历史角度出发来提出这项议案的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这份觊觎明代皇陵的心态导致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即将上演一次空前绝后的“大灾难”。
左：郑振铎；右：夏鼐
得知吴晗的想法之后，时任北京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而担任中科院考古研究副所长的夏鼐顿时脸色凝重，立刻找到吴晗，希望他能够收回这项提案：“现在中国根本不具备发掘如此大型规模陵墓的条件，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将成为巨大的问题。”可吴晗却认为，新中国已经成立五六年了，也有了一批考古方向的大学生，所以人力物力都没有问题。
与此同时，时任发掘队队长的赵其昌开始了对长陵的初步田野调查，可经过一番寻找之后，他们没找到长陵的入口处。于是赵其昌转而建议吴晗，先找一些规模较小的皇陵试掘一下。1956年3月28日，吴晗根据郭沫若的建议，召集了中国科学院、文化部的有关领导一起商议明代皇陵的发掘计划，正在这次会议之中，吴晗提出了首先发掘定陵的建议，主要理由是定陵已经“显露在外”，虽然规模不大，但也能够为以后开发长陵取得一些经验。这一提议很快就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准，1956年5月，定陵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定陵，是明神宗朱翊钧（万历皇帝）的陵墓，赵其昌和他的考古发掘队经历了无数的波折，终于在1957年9月21日找到了定陵的玄宫正门，万历皇帝那稀有而丰厚的陪葬品顿时再一次出现在了世人们的面前。尽管在考古发掘过程之中，吴晗经常和到场的夏鼐争执不休，但总体来说，这也还算是一场严肃的考古发掘工作。
考古队员找到定陵入口
可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却让中国考古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悲剧的开端便是如何保护这些刚刚被发掘出来的文物，其中最珍贵的便是刚出土的木俑。如果按照当时的欧美文物考古标准来说，如果想要让这些木俑完整保存下来，至少要将它们放入零下200摄氏度的超低温环境下进行冷冻脱水之后处理。
然而，当时的新中国还没有这样的超低温保存技术，在定陵考古队之中负责保护文物的白万玉老人没有办法，只能忍痛采用中国的“土办法”，使用熔化的白蜡在木俑上涂上一层保护膜，试图防止木俑氧化，但很显然这种方法并不好用，大量的白蜡滴在木俑上之后，表情都变得奇怪了起来，早就面目全非了。
不久之后，更为灾难性的一幕席卷了万历皇陵：由于政治运动的高潮，发掘队的领导权被新筹备的所谓“定陵博物馆”所接管，这就导致吴晗、夏鼐直接失去了对考古发掘队的指挥权。新任领导上台后，竟然要求以赵其昌为首的考古发掘队立刻停止工作，退出工作地点进行所谓的“政治反省”，尽管夏鼐多次强烈要求该委员会收回成命，可他自己却也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汉白玉棺床一侧的陪葬品，木质的支架已经腐朽，各种文物散落一地
1957年8月22日，以赵其昌为首的考古队被单独拉到一间屋子里，勒令交代所谓的“历史问题”，汇报思想情况和生活情况，紧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检讨会、自我批评等毫无意义的会议，而保护文物的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被浪费。不久之后，定陵之中被放在汉白玉一侧的陪葬品，木头支架就已经腐朽，各种陪葬品凌乱地散落在地面之上，随后定陵之中出土的大部分丝织品全部腐烂变质，原本光纤华丽的丝绸，没过几天就变成了如同枯叶一样的颜色。
当夏鼐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定陵之后，望着定陵内部满目疮痍的景象，不禁潸然泪下，他只能拿着这些腐烂的丝织品回去向上级报告，希望能够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夏鼐老先生的努力，终于为发掘队争取到了时间，在发掘工作停止将近半年之后，赵其昌等人终于又能够重新回到万历陵墓之中重新开始清理发掘工作，虽然这样并不能挽回文物上的损失，但这却让所有考古队员们精神一振。
郭沫若旧照
1958年9月，定陵之中的陪葬品终于被整理运送出地宫，向公众正式开放展览，郭沫若、吴晗等人都来参加剪彩仪式，看着这些被成箱被运出的珍宝，大家完全沉浸在了胜利的喜悦气氛之中。
可就在这一天，担任考古发掘工作的赵其昌接到了上级消息：不久之后他就要下乡“改造”了，其原因也很奇葩：有位领导认为他在地宫之中“释放毒气”，特权主义思想在作怪。赵其昌想了很久，最后这才想起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清理万历皇帝的棺木时，为了防止棺木腐烂，赵其昌特地喷洒了一种福尔马林和酒精的混合液体，当时似乎正好有某位领导带着家眷视察，结果却被这种特殊的气味给呛到了，最后所谓的“视察”也就不了了之。
万历皇帝的龙袍残片
除此之外，定陵发掘之后的文物保护工作，也是一波三折，十分艰难。后续出土的丝织品，为了进行保护处理，有人提出将这些丝织品放在一张白纸上进行处理，这种做法本来没有什么错误，可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全部过程之中竟然没有一位专业文物专家进行指导。
不久之后，万历皇陵之中的所有丝绸物品公开展览，著名文学家、中国服侍研究家沈从文先生闻讯前往北京欣赏这些布料，想做一些有关中国古代服侍方面的工作。结果离开博物馆的时候，沈从文问了周围工作人员一个问题：“这些物品是不错，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有的装裱成品展示的是织品的反面呢？”
更为令人瞠目结舌的是，1959年9月30日，定陵博物馆下达了一条上级指示，称万历皇陵的棺椁复制品已经制作完毕，认为原来万历的棺椁已经没有用了，于是就命令将这件有碍参观的棺木扔掉。
考古人员正在万历皇帝棺内提取文物
得知这件事情之后，曾经参与发掘工作的白万玉老人当即跑到博物馆，据理力争：“从定陵挖出的东西，哪怕是一根针、一片瓦也是无价之宝……”可谁知到了夜间，定陵博物馆的主人直接找来警卫连，将万历皇帝的棺木直接扔到了宝城外面的山沟之中，一周之后夏鼐才得知了这一消息。等到夏鼐再派人去找的时候，万历皇帝的棺木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说不定很有可能是被附近的农民劈掉当柴烧了。
毫无疑问，以上的这些种种匪夷所思的操作，放在现在都能引来一片痛骂声，可在当时的情况下，却并不是什么问题。发掘定陵的文物保护工作虽然做得很糟糕，但却为郭沫若、吴晗等人赢得了一片名声，这种风气很快就蔓延到了全国，引起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
吴晗等人成功发掘定陵之后，在当时中国许多省份的考古部门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的省份的部门摩拳擦掌，准备纷纷向帝王陵墓进军，很多省份的考古部门不甘落后，纷纷摩拳擦掌准备挖掘汉陵、唐陵、清陵等帝王的陵墓，形成了一种很糟糕的风气。在这种情况下，郑振铎、夏鼐立刻上书周恩来总理，希望能够停止发掘帝王陵墓。周恩来得知之后，立刻下发了名为《停止对一切帝王陵墓》的文件，制止了这种跟风的帝王陵墓挖掘之风，这样才使得中国数千年宝贵的中国文化遗产免遭劫难。
周恩来总理
后来，周恩来陪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参观万历皇陵，陪同的有吴晗等人。从陵墓地宫走出来之后，巴基斯坦总统向周恩来竖起大拇指说：“这座地下宫殿有着如此辉煌雄伟的气势，中国实在是太伟大了！”周恩来的脸上也流露出兴奋之情：“我们北京有十三座陵墓，每一座都长这个样子。”
这时，吴晗接过了周恩来的话题补充道：“明长陵比这里的规模还要雄伟，如果能够发掘的话，肯定比现在这里的规模更宏大，研究价值也要高于定陵。”
但吴晗并不清楚周恩来总理对发掘长陵的态度。根据有关信件考证，当初中央政府曾经拨付给定陵发掘工程先后共计约39万余元，这对于当时的新中国来说可谓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由于周恩来总理要从国家全局方面来考虑考古经费的核算，因此后来尽管吴晗得寸进尺还想发掘长陵，周恩来每次都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1953年,时任北京副市长的吴晗全家合影
有一次，吴晗追问：“我们发掘定陵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总理您看什么时候能够发掘长陵呢？”
周恩来听到之后，耐心地询问道：“你们对发掘长陵的预估资金是多少钱？”
吴晗掐手细算，片刻后汇报了一个大概的数字：“根据我的初步估算，大约要花40万元。”
这个数字让周恩来顿时陷入了沉默之中，良久之后，周恩来向着附近的轿车走去。
“总理，您看这发掘长陵的事情？”吴晗还是缺乏理解能力，总理刚刚的沉默很明显是在告诉他，这件事行不通。
周恩来总理晚年画像
周恩来打开了黑色轿车的车门，看着站在一旁等待指示的吴晗，良久之后，才缓缓吐出一句批示：“我对死人不感兴趣。”正因为周恩来的这一批示，明成祖朱棣所在的长陵才得以免遭劫难。
多年之后的1968年，吴晗因《海瑞罢官》获罪，在此之前，他曾经特地见了夏鼐一面。此时此刻，他终于老泪纵横地向夏鼐承认道：“作铭（夏鼐先生的字），在发掘定陵的这件事情上，你和老郑的意见是正确的，你们比我看得更远。”然而，这种迟来的感叹却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伴随着万历皇帝遗骨熊熊燃烧的大火，吴晗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1980年，他的昔日好友廖沫沙在他的照片上留下了这样一句诗，客观地评价了他的一生：“鬼蜮为灾祸已萌，天真犹自笑盈盈；可怜一觉金陵梦，留得身前身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