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4-03-15 12:24:43 标签：
民国，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一个大师云集的时代。
在那个军阀林立，政局混乱，国事衰微的时代，中国教育却得到了空前发展，诞生了一大批在中国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学术大师。
在这些大师中有一位曾在世界很多一流的名校都就读过，却没有拿到过一张文凭。
他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教授中的教授”，
他是清华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
被誉为“三百年来仅此一人”，
他是“我国当代通儒第一人”，
他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
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他是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
他是盖世奇才，
是全中国最博学的人，
他是陈寅恪。
陈寅恪，江西修水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
雍正末年，陈寅恪的祖辈，便从福建上杭迁居到江西义宁，而后又经过数代人的共同努力，最终让这个家族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培养出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等杰出人物，被世人赞誉为“陈门五杰”，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祖父陈宝箴（1831-1900），21岁时便考中举人，先后任浙江及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湖南巡抚。张之洞说他“才长干济，学识深通”，曾国藩称他为“海内奇士也”，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是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后因慈禧发动戊戌政变而遭革职，1900年被慈禧赐死。死前，留下遗嘱：“陈氏后代当做到六字：不治产，不问政。”
陈宝箴
父亲陈三立（1853-1937）是诗坛泰斗，“同光体”诗派领袖，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誉。
与谭延闿、谭嗣同合称“湘潭三公子”，
与谭嗣同、徐仁铸、陆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
陈三立38岁考中进士，在父亲陈宝箴去世后谨遵遗嘱，不问政治。
少了政治上的束缚，父亲陈三立便把更多的精力致力于教育事业。
1903年，陈三立在老家开办了思益学堂，为提供学堂之地，陈三立果断决定：
“将我的住宅让出办学。”
他注重培养学生们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取消”八股文”科目禁止学生行跪拜礼，并与教师相约不背死书不打学生，从而开创新式学校的先例。
1937年”卢沟桥事变”，战火波及北平、天津，众人纷纷携家逃离，而陈三立却说道：“我决不逃难！”
当陈三立听闻他的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图功利”，
当即与之断交。
在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后陈三立拒绝日本人游说，怒斥：
“中国人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
便招呼佣人拿扫帚将日本人逐出家门，而后他开始绝食抗争，五日后忧愤而死，享年85岁。
陈三立(齐白石画)
大哥陈衡恪（1876—1923）是一位天才横溢的画家，美术家，艺术教育家。
与鲁迅、李叔同、齐白石为至交好友。
齐白石曾说：“除了陈师曾以外，懂我画的人，简直绝无 仅有”。（陈衡恪字师曾）
梁启超评价他为“现代美术界具有艺术天才、高人格、不朽价值的第一人”。
陈衡恪的画
侄子陈封怀（1900—1993），（陈衡恪之子）。中国近代植物园的创始人。
陈封怀1936年毕业于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他谢绝了英国导师的盛情挽留，毅然返回祖国。
他对自己的导师说：
“报春花的故乡在中国，
我的根，也在中国。”
回来的时候，他舍弃了自己所有的行李，却带回了六百多种植物标本。
1948年秋，蒋介石想装饰和宋美龄的庐山别墅——“美庐”。派了四个人到庐山植物园挖掘红枫。时任植物园主任的陈封怀挺身而出，义正言辞地说：“红枫不能挖，树木是植物园的，我有责任保护！”
“陈门五杰”各个皆是精英，但最另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陈寅恪了。
陈寅恪自幼聪明好学，幼年之时便能背诵十三经，是有名的神童。
1902年春天，13岁的陈寅恪跟随大哥前往日本求学，在此次的旅途中结识了哥哥的好友——鲁迅。
三年后因患足疾回国治疗。后考入上海复旦公学，也取得了人生中的唯一一张文凭。
1910年复旦公学毕业后陈寅恪便开始了他断断续续的16年留学生涯，在留学期间他熟练地掌握了蒙古语、藏语、满语、日语、梵语、英语、法语、德语、巴利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拉丁语、希腊语等二十余种语言，尤精梵文和巴利文。
求学十数年，他读了万卷书，行了万里路，足迹踏遍了西方所有的一流名校。但直到游学结束，他也没拿到一张外国文凭！
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与俗谛桎梏。——只求学问，不求学位，这样务实的求学治学理念，伴随着陈寅恪一生，直至他成为名誉四海的大师。
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国学研究院，任命吴宓为研究院主任，由他主持筹备事宜。
研究院创办之初，第一件事情，便着手确定合适的导师人选。这个重任，自然落到了吴宓的肩上。
吴宓先后找到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位大师，可在第四位大师身上出了些意外。
吴宓原本准备邀请章太炎出任导师的，可章太炎与梁启超不合，当他听说也请梁启超时当即就拒绝了吴宓。
吴宓无法，只好回到清华，向校长曹云祥汇报此事并推荐了他的哈佛同学——陈寅恪，建议邀请陈寅恪担任第四导师一职。
曹云祥不知道陈寅恪是谁，便向梁启超打听：“陈寅恪是哪一国博士？”
梁启超回答他说：“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他没有文凭。”
曹云祥又问：“那他有没有知名的著作。”
梁启超摇摇头说：“也没有任何知名的著作。”
曹云祥说：“既不是博士，也无著作，如何能够胜任研究院导师？”
梁启超郑重其事告诉他：
“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曹云祥心动了！立即发电报邀请陈寅恪回国担任导师。
至此，四大导师横空出世，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了它的出世即巅峰时代！
国学研究院仅仅存在了四年，但它却在中国学术界开创出了一股研究国学的新风气，成就了一大批国学大师，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
同年隆冬，陈寅恪冒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驶往东方故国的邮轮，来到了这所浸润着欧风美雨的大师之园，开始了他传道、授业、解惑的传奇人生。
这一年，陈寅恪37岁。
他在第一堂课开讲之时便对学生说道，在他的课堂上有“四不讲”，即：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
近人讲过的，我不讲；
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
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
我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他博古通今，学问精深，在讲课过程中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就连文字出处都说的一字不差！
很快这名学问贯绝中西、深不可测的大师，便深深折服了整个中国学界，他的课场场爆满，不仅学生过来听，就连教授们也经常过来旁听。著名教授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都是课堂上的常客。
因此，学生们尊敬地称呼他为：“太老师”、“教授的教授”。
他的学生后来的国学大师的季羡林说：“听他的课，是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吕德斯，国内只有陈师一人。”
梁启超由衷地佩服道：
“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著名历史教授姚从吾说：
“陈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胡适在日记中称他是：
“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陈寅恪的诗
1937年，北平沦陷，为逃离日本人的魔爪，陈寅恪带着妻女，离开北平，一家人也从此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他的眼疾也因此耽误治疗最终导致一眼失明。不仅如此他的书稿也在战乱中几乎全部遗失。
后来仅凭记忆，撰述了两部可藏之深山、传之后世的不朽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制度史述论稿》。
1939年，牛津大学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陈寅恪与家人转道香港准备前往英国，恰在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迫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但牛津大学的教授位置却一直为他留着，因为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1949年胡适在逃往宝岛时一再邀请陈寅恪随他同行，陈寅恪拒绝了邀请，选择栖居在岭南大学。
但国民党始终没有放弃，最后杭立武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亲自上学校劝说，并开出只要他去香港，马上给他10万港币、并送一套新洋房的优厚条件，但陈寅恪都不为所动。
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1953年，郭沫若和李四光邀他北上，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他提出两个条件：
第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
第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以作挡箭牌；
但要求并未被允许，他最终也拒绝了北上，他晚年悲剧也在此埋下了伏笔。
1964年，双目失明陈寅恪耗费十年时间，靠着口述最终完成了80余万字的史诗——《柳如是别传》。
1966年，时代对他的摧残与迫害如潮水般涌来。
他的助手被赶走，委派给他的三名护士也被撤除，工资停发，存款冻结，房子也被收回。在一个又一个的寒冷冬天，白天忍受红卫兵的批斗，晚上还需聆听那些从窗外高音喇叭内传来的来自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
最终这个孱弱的老人屈服了，他一遍遍的写自己的反动事实，但始终都不能让他们满意！
这位巨笔如椽的宗师，写了百万煌煌巨作的宗师哭了，他用尽一生的力气，却怎么也写不好自己“造反”的事实。
悲哉！痛哉！
1969年，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几年的批斗消耗了他最后的那点精力。
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怜人生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用生命中写下最后的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七十九年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唯有眼角不断流泪。
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夫人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不能同生，但愿同死！
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离去。
42年前一代大师王国维逝世，陈寅恪为其撰写碑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42年后他所撰写的碑文同样适用于他，
他一生都在用实际行动践行“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的人生格言，
他一生的风骨与悲怆都与这句话紧密相连。